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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约大讲坛】包华石先生来我校相继两场学术讲座

来源:发布时间:2017-06-08浏览次数:

2017年6月5日至6日晚上6点半, 著名汉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包华石先生(Martin Powers)应我校邀请,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相继作了“民意反馈管道的发展与宋代绘画的多样化”及“中国与英国政治画图的平行演变”两场学术讲座,很多校内外的师生都慕名而来。

在6月6日的讲座现场,院长刘伟冬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包华石先生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与感谢,并为包华石教授颁发了我校客座教授的聘书。刘伟冬指出,“闳约大讲坛”是我校自2015年以来打造的高端性人文学术讲座,讲坛坚持开放性与包容性,与我校办学理念不谋而合,他叙述了前两日在欧洲考察的经历与所带取得的成果,强调了南艺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品牌目标。在此目标下,刘伟冬着重指出南艺成为更具开放性的大学的重要性,在这次包华石教授的南艺之旅中邀请包华石教授成为我校客座教授也是彰显“开放南艺”的重要一章。包华石先生在南艺期间,副院长李向民教授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晤,二人就中国美术经济史及相关史料的开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向民对于包华石先生来我校进行的学术演讲给与了高度赞扬。

在6月5日的讲座中,包华石以时间轴为顺序对“民意反馈管道”的缘起及发展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春秋战国到宋代的每个时期艺术参与民意反馈管道的具体例证。中国的民意反馈管道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文帝时期,《汉书》中开始出现形式上的“民意反馈管道”。东汉时期,在画像石中有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画,其主要的表现方式为:寓言和历史典故。包华石以东汉画像石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石灵公与赵盾、《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涉及的汉画像石为例论证了艺术是民意反馈的管道之一这一观点。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宋人回顾这一时期都认为是很失败的一个历史阶段,包华石总结出贵族统治社会的特征:人的身份定于家族、特权就是政权、身份低者服从身份高者。贵族统治之后的社会特征:“编户齐民”的法律标准出现了、政权是公家的而不是私人的、事实取代了特权与宗教作为任官、政策或法庭判决的标准。 

包华石指出,在唐代,中国的绘画题材仅限于贵族阶级,与同时期欧洲绘画题材仅限于美女、神话和宗教相类似,但是到了宋代,我国的绘画题材就变得很多样化了(包括醉酒平民、中年妈妈、小女孩以及睡觉发梦等私人活动),甚至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题材还要多。包华石对宋时期绘画作为民意反馈管道的发展的讲述,以苏东坡、魏庆之、李树、柳宗元、白居易、屈超立、真德秀等对封建政治及科举制度的认识为原材料,进行细致解读,最后得出“如果以绘画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使用历史典故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宋代绘画涉及民意反馈管道题材的几个典型题材为:骑驴者、麻雀、牧童放牧,很多绘画是作为扇面装饰为广大人民所使用,都表达了穷人心善,画家尊重底层人这一思想。骑驴人象征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不屈臣贵族;麻雀在宋代是老百姓的比喻;牧童代表底层人民,牧童的穿着、小牛的体态等隐喻着底层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反馈。扇子是民意反馈的一个管道,民意反馈的基本前提是平等,宋代有些制度是以平等为必然前提的,因此宋代宫廷也会以艺术来肯定民意反馈的合法性。 

包华石还以宋代李纲的绘画作品《病牛》为例,提出宋代绘画作品中传达出的画家将自己比作病牛并且愿意为老百姓做出牺牲的精神。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才开始出现该题材绘画作品。为什么在宋代,中国这样的绘画就已经很普遍,但是在欧洲却晚了几百年,一直到18世纪才出现呢?这是包华石教授在次日的讲座“中国与英国政治画图的平行演变”中将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

6月6日晚,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包华石顺着前一日讲座结尾留给观众们的思惑,开始了题为“中国与英国政治图画的平行演变”的讲座。包华石确立了客观的史学研究态度,即摆脱并打破“欧洲中心论”观念的枷锁,从整个人类历史大潮中考据思辨并加以论断。正是凭借这种客观中立的思维,切入政治风俗画的角度,包华石将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国度英国与东亚古国中国作了一次平行比较。包华石教授先举出周臣《流民图》这幅写实主义巨作的细节,周臣画这幅图的目的是“以助警励世俗”。随后包华石点出了1593年杨东明著《饥民图说》中不甚精致的版画插图,这些插图都反映了岁黄时节饥民的悲苦生活。包华石指出,无论是《流民图》还是《饥民图说》,都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情怀,但同在16世纪的欧洲画家在表现人民困苦的作品却尚未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西方如此的差异。

为了解答这样的问题,包华石举例两幅图对比说明。一幅是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著作《利维坦》中一幅象征国王威权的版画插图,另一幅是讲述唐肃宗迎接避乱归来的李隆基的《望县迎驾图》。在《利维坦》的插图中,只可以看到群众的背影组成了国王这只海上巨兽,巨兽吞噬个体,个人意志高于群众意志。而在《望县迎驾图》中,几乎连妇孺老人的形象都得到具体的描绘,归来的李隆基看到这一幕也呈现了追悔莫及之态,论戏剧性完全高过了那幅插图。包华石教授追根溯源,由此归结了东西方政治绘画表现上的是观念的差异。在古老时代的英国,主要的问题是当时英国根本没有“民”的概念,只有贵族特权与世袭统治的观念。所以17世纪以前英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政权落实于特权,法制等同于官制。而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成熟的法制体系和政治体系,所以两国政治绘画表现大相径庭也就没什么意外了。

随即包华石话锋一转,开始叙述英国人这种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的变化恰恰来自于17世纪晚期欧洲人开始大量翻译中国的文献记载,包华石教授按照Jonathan Isreal的研究归纳出中国给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启发:1.世俗的道德体系2.中国是以贤能才干为道理的政体3.施政或不施政的人都可以讨论国事。其中包华石教授也捎带讲述了欧洲人在理解中国一些基本政治概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18世纪的英国人面对如此的文化冲击,他们将如何阐释与运用中国的民意反馈传统?包华石对这个问题做了条分缕析的回答。首先在政治论文中出现了大量将中国为证据的辩论,在当时的英国学者也常常将中国视为模范。再者是新的话语也起源于欧洲对中国的记录。例如“a happy and flourishing empire”以及“render your people happy”这种更强调君王对群众和国家责任的句组出现。第三就是以Chesterfield为代表的英国学者们要求英国建立类似于中国的御史台制度。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源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政治制度无疑更加先进。包华石指出两国虽不尽然,但仍呈现一些值得讨论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即印刷文化。这种文化中两国的政治风俗画作者都将寓言作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其次也同样表现了不同社会族群被视为社会世袭阶层的状况。

两场讲座结束后,在李安源副教授主持下,包华石就同学在古代政治,图像以及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整个过程十分轻松愉快,耐人寻味。最后,李安源指出,包华石教授从图像切入观念,再由观念切入当时的东西方政治乃至社会的差异,其知识的博学程度令人敬佩。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可能还是中国近代接受西方影响居多,但包华石教授凭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揭开了艺术史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侧面,让听众了解到中国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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